黄正东律师接受《湖北画报》采访
他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拨“出国热”时留学美国，他是亚洲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大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他促进“东西方芝加哥”的牵手，组织了第一届“武汉-芝加哥双城论坛”……他就是美中湖北同乡会会长黄正东。
今年6月底举行的第十二届“华创会”上，记者采访了黄正东。他已经参加了参加三四届“华创会”。从武汉大学毕业后，黄正东1985年到美国耶鲁大学读书、1989年到芝加哥做律师，至今已27年。10年前，他开始在国内发展事业，中美两边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对武汉有着天然的感情。他说，近年来，武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高楼、道路等外貌改变，精神面貌等人文方面也有很大改变，有很好的发展机遇。而美中湖北同乡会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已经聚集了近千名会员，他们都是在外有所成的荆楚儿女，从事着教授、律师、医生、会计师、电脑工程师、企业家等各种职业。同乡会每年都会组织内部和与国内的各种交流活动，例如辛亥百年摄影展、华人互助维权活动、为祖国赈灾捐款等。
双城论坛 武汉握手芝加哥
在“双城论坛”举办不久前，黄正东和芝加哥的美中湖北同乡会的朋友们接待了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随后，他们和省外办的几个老朋友一起交流，谈到把资源整合起来，在华创会内部搞一个“双城论坛”的创意。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他们齐心协力组织起“双城论坛”。
武汉—芝加哥双城交流论坛
6月底，“武汉―芝加哥双城交流论坛”在“华创会”上亮相，芝加哥市市长专门为“双城论坛”发来贺电。来自芝加哥的20多位华侨华人企业家与武汉企业家、发改委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汇聚一堂，就武汉与芝加哥推进城市规划与建设、绿色环保食品、通讯、现代服务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为芝加哥高科技企业来武汉投资发展、参与武汉智慧城市建设搭建了平台。
第一届“双城论坛”邀请的20多位嘉宾都颇有建树，有的是世界500强等著名公司的高管，有的是自己创业做到很好的，比如美国三鹰集团董事长李建勋，去美国前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他的公司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抗体制造商。美中湖北同乡会会长、大成芝加哥律师事务所主任黄正东，美国倚天科技首席商业执行官彭念霞，美国乔丹投资公司中国区总裁叶有明，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武岩，美国三鹰集团董事长李建勋，美国IDEX集团全球供应链负责人熊赤西，美国Neustar公司全球副总裁、亚太区总裁郭骅等嘉宾纷纷发言。
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很重要，位处五大湖畔，风景优美，波音、麦当劳等总部都在芝加哥，世界最大期货交易所、美国第二大的证券公司也在芝加哥，能源、电力都很发达，交通很方便，航班直达北京只需12小时。
武汉—芝加哥双城交流论坛留影
黄正东律师在双城论坛上发表演讲
武汉—芝加哥双城交流论坛留影
对于武汉这个“东方芝加哥”，黄正东坦言，我们看重武汉，我妈妈还在武汉，对武汉有情结。最近几年，省市领导痛下决心，武汉发展很不错。但从国际接轨来讲，武汉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最重要的是制度，如何能让企业得到自由发展，由法律来管他，而不是政府来管。国内很多东西都要审批，美国都是报批制，成立一家公司是百分百成功的。这是很大的区别。另外，和沿海地区比较，芝加哥见到的中部代表团较少，还是应该多出去走走，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说到这里，黄正东对记者说，你们可以来芝加哥，到芝加哥论坛报等看看，甚至可以做短期培训，我可以帮忙联系。政策和观念的改变，还涉及市民素质的提高。有朋友在武汉企业办得很好，但有一个国有企业总想收购他的公司，遭到拒绝后，就经常给他小鞋穿。我们应该有胸怀，不给企业家们制造障碍。在真正从政策上保障外商的发展方面，上海做得很不错。湖北有大鹏展翅的志向和胸怀，但要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氛围，为企业公民的发展保驾护航。“华创会”作为一个窗口，吸引了很多重量级嘉宾，能让外面了解湖北、武汉的发展政策、环境，来此投资创业；武汉的企业也可以走出去，进行双向交流。
文化差异 影响创新能力
谈到文化差异，黄正东深有感触，他说，文化差异对民族性格、创新力方面有很大影响。比如在国内读书，学校会像父母一样，什么都安排好；而美国青年的独立自主性比较强，1985年我到美国时，很穷，银行账户里只有100元钱，路费都是国家给的，奖学金是美国给的。一到耶鲁，什么都要自己做，学校没人帮忙安排，课程都要自己打听。
美国大学里鼓励独立思维，从电报、电话的发明到航天科技、乔布斯的苹果公司，都体现出创新性。Face-book创始人才19岁，比尔·盖茨创办微软时也很年轻，只要有本事，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儿子大二，他有个同学很有才干，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没有选综合性大学，选了一个社区大学读书。他花一年时间读了所有能收集到的财经、金融类书籍。然后开始炒股，先模拟，后动真格的，半年内把父亲给的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然后当学费，转到了一所美国很好的大学。
美国社会提倡个性、人人平等，在人格、法律地位上，父母和孩子也是平等的关系，整个社会很开放、不压抑，所以美国年轻人有时给人感觉很阳光、甚至有点幼稚。中国人讲孝，要听父母的话，长大后就要听领导的话。这些都深深影响人的处事方式。
另外，中国人尊师重教，在课堂上一般循规蹈矩。而在美国课堂上，反驳老师的情况经常发生。在耶鲁读书时，老师大多采用苏格拉底的对话式教学，老师很犀利，学生提问也很犀利，经常把老师搞得很尴尬，下不来台。但师生双方都很坦然，这种教学方式对老师也有很大的提醒和促进作用。中国人尊老，大学里年纪越大的老师越权威，比如60岁、70岁、80岁甚至90岁的。美国不一样，他们讲本事，耶鲁真正最有影响力的老师都是30岁到50岁之间的教授。我导师是美国著名的宪法专家，一次谈起一位耶鲁著名的国际法教授，导师说他已经过时了。美国大学不按年龄、地位来排，而是按照实际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30岁到50岁是最出成就的阶段。这是美国社会创新能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原载：《湖北画报》（ 2012-08-24 ）